1986年前，泾川县文化馆偌大的后院里，长着数十棵柏村，茂密葱郁，四季发绿，人进入便觉古意扑面，灵气流动。中国传统文化意味浓厚的场所，无不植柏，柏能够营造古老的文化氛围，是其它植物不可比拟的。文化馆背靠高峰寺，东面依托着吴家水泉山脉，西面有回山峰头遮挡，风水使这里不凡，谁都会说这里是泾川脉气最旺盛之地。柏园之北，一座大展室后是高高的土台，这地名叫马号，是公家养马的地方，即县衙门的马匹均在此处喂养。马号之后是县衙门遗址，从1949年上溯至明代，泾州州治、郡治、泾川县治都在这里。衙门和文化馆在一个方位上，身后的高峰寺和西面的合子沟水，东面的朝那沟水组成一张山水之弓，脉气就全圈在弓中。往北直行，泾芮汇合之后组成一条液态的直弦，风脉真正达到了背山环水、点滴不漏的讲究。实际上，今日泾川县城是明代始建，之前的安定驿，正在文化馆所在地。
柏园掩映的院心，有两座碑房坐南向北，圆脊精美，青瓦古朴，屋角微翘，窗棂组成了面墙和背墙。两座碑房之间有一过道，可达四面的展室、职工宿舍、书库、图书室，文化色彩和远古气息全凝聚在这里了。这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因这里有宝物而生发。
西面的碑房里，有三通古碑，一为宋代回山王母宫颂碑，一为北魏南石窟寺之碑，一为八思巴文碑，也叫镇海寺蒙文碑，那碑房门长年是不开的，我多次在那窗缝中偷看那石碑，字迹还不漫漶，但总读不出完整意思，这古物静静地立着，不向我说些什么，门外的文物标志碑上，深刻着“镇海寺蒙文碑”的隶书，是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甘肃省人民政府1963年立。1986年夏天，三碑搬到了回山下泾州三碑室内。文化馆的碑房因此时修建文化馆二层办公楼而拆掉了，柏园也只剩下两棵柏树。1992年修建文化馆家属楼，那土台即马号也全消失了，挖地基时还挖出了蒋中正手书“明德启后”碑一通，此碑当年是镶在王村镇现医院所在的田昆山家墓园中的，田昆山是王村人，官至国民党中常委，他请蒋中正、孙科等十数位民国名人为家墓题了词。蒋手书碑后来放入马号台上的县文化馆库房内，再后来就埋在附近地下了。碑房往东不远，是我们一伙文化馆干部居住的一排东屋，我最初的百万字文学作品，就在这12平米大小的小屋里写出，我曾搬出搬进住过3间房子。
从80年代至今，北京一些大学府的教授，社科研究机构的学者，三番五次来信，索要八巴文碑的拓片，或要片言只语的有关资料，说对他们正研究的课题取得重大突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说，这八思巴文碑不是全国无二，也是屈指可数，碑文完整的拓本就价值无量了。这八思巴碑文，貌似蒙文，泾川全城没几个人能认得，甘肃全省、全中国，认得的人也不是很多。这是一通什么碑呢?八思巴是何意呢?
八思巴是人名，因这文字是八思巴所创造，史称八思巴文，是元代所创，碑石也是元代所书所镌所立。
要说八思巴，先要说八思巴的伯父萨班。
萨班是西藏萨迦人，藏族，是一代伟人、高僧、学者、诗人，是使西藏归于中国的第一功臣。他生于1182年，是西藏刺嘛教萨迦派首领，本名贡噶参赞。凡通晓五明的藏僧，称“班祗达”。五明是声明，精通语文文字学。工巧明，精通工艺、技术、历算学。医方明，精通药石、针灸、禁咒等医疗学。因明，精通思辨规则之学(相当于逻辑学)。内明，专以阐明佛教自宗之学。萨班是通晓五明的第一人。通晓五明也就从他开始，故号萨迦班祗达，简称萨班。
元代，自公元1206年开国至1381年全部退出中国本部，共立国176年，建都在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和北京，疆域全国。元太祖成吉思汗，真名铁木真，蒙古乞颜部人，蒙古族，他在马上打天下一生，做了开国皇帝，但未能统一中国，他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终于灭宋，统一全国。忽必烈1260年3月即位，1294年1月去世，在位35年，即位时46岁，退位时80岁。元代共有22任君，2后17帝，成吉思汗是第1任帝，忽必烈是第7任帝。
成吉思汗共有8个儿子，第3子窝阔台曾任第2任帝，成吉思汗的第4子是太子拖雷，拖雷共生11子，忽必烈是拖雷的第3子。窝阔台共生7子，第3子名阔端，是太子。阔端和忽必烈是堂兄弟。
1225年，成吉思汗封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于窝阔台，即今日甘肃河西、新疆大部全是他的封地，太子阔端曾长期驻守凉州，今甘肃武威。
蒙古军进藏后，萨班代表各地方(前藏)势力到凉州谒见阔端。1247年，商定归顺条件，写了著名的《告蕃人书》，致书卫藏僧俗首领，说明蒙古在藏设官授职，征收贡赋办法，于是西藏归属蒙古，元代中央对西藏地方行政管理的基础由此尊定。萨班是伟人，也是学者，他的著述有20余种，以《告蕃人书》、《萨迦格言》、《正理藏论》、《三律仪论》最为著名。
鲜为民众所知的是，西藏归顺中国的谈判地不在北京，而在凉州，谈判不是受命皇帝的丞相级大臣和西藏最高行政长官，而是一代高僧萨班和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太子。在今天看来，他们无疑都是功臣。而萨班这次到凉州，曾带来两个侄儿，其中之一就是八思巴，早慧的八思巴当然也是西藏归顺中国的功臣和见证人之一。
再来看看史书对八思巴生平的解释。
八思巴，亦作帕克思巴，1235年生，1280年卒，本名罗追坚赞，他是西藏刺嘛教萨迦派首领，元代第一任帝师。帝师，元代僧官名，就是皇帝之师。元代中央立一制度，皇帝即位之初，必须从藏族僧人受佛戒，故历朝皆设帝师，忽必烈就是从八思巴受佛戒的。
八思巴幼从伯父萨班归顺蒙古，住西凉。1253年忽必烈召置左右，从受佛戒，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封为“帝师”。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29岁的八思巴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曾赞助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置13万户，调查户口，规定赋役，增设驿站等。又奉命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这是拼音文字，脱胎于藏文字母。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皇帝下诏作为国字正式颁行，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字，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也译写过一些书籍，还曾用于转写汉文、藏文等，以后逐渐废弃。至元六年，皇上封八思巴“帝师”、“大宝法王”称号。其随从弟子辈，曾传来西藏造型艺术，并将内地雕版印刷术传入西藏。他对元代中央加强西藏地方行政建置，促进汉藏两族团结和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
八思巴领总制院，总制院是官署名，掌管全国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区军政事务的机关，由帝师兼领，设院使、同知、副使等，下辖藏族地区各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等地方行政机构。院使以下各级官职，包括藏族地区各级官吏，由院自选或由帝师举荐，均僧俗并用，兼管军事民政，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始置，初名总制院，院使即八思巴，官秩为正二品。1288年，以所统藏族地区军民财赋事关重要，根据唐代在宣政殿接待吐蕃使臣之例，改总制院为宣政院，院使官秩升为从一品。遇地方有事，设行宣政院驻当地处理，重大军事则由宣政院与枢密院议处。1270年，八思巴升为帝师，此后，凡为帝师者，照例领宣政院事。
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与泾川水泉寺有过直接的交往。
元代以前，泾州州城水泉寺里，矗立着宝宁寺、华严海寺、海印寺、水泉禅寺、镇海寺、大兴国寺、大云寺、太阳寺等众多寺院。汉族、蒙族、回族人民相濡以沫，安居乐业，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诸教并存，教徒们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各有各的寺院、教堂、道观、田亩、财物，以及生产生活用具。元代以来，蒙族官员与汉族民众之间，僧人与民众之间，教与教之间，军兵与教徒之间发生了冲突，各自利益受到损害，寺院被毁的危机爆发在即。没有一个统一政令，官与民、各教与民众、各教与各教、蒙古军与僧侣的冲突就酿成了与朝廷的冲突。于是，上奏皇上的折子转到了八思巴手中，八思巴受命直接处理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并用八思巴文题书了忽必烈的圣旨，专送泾州水泉寺。他不仅到过泾川，还到过平凉崆峒山。
忽必烈的这道圣旨，终于保住了华严海印寺、镇海寺及全国各地的一大批著名寺院。
这道用八思巴文写成的圣旨是专门向管理地方的各族官员、来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的大意是：按照成吉思汗和列祖皇帝的圣意：和尚们、基督教徒们、道教徒们、回教徒们是免除地税、商税的，是不派任何劳役的。今天同样按照过去的圣旨免除他们的任何赋役。我们向天祈告，保佑我们，不弃佛教。向在泾州华严海寺、水泉禅寺的和尚们授以圣旨，他们的寺院、房舍，使臣们不要住宿，不要抓捕他们的马，不要断他们的水，不要毁他们的土，不要毁他们的碾磨等物，寺院的和尚们也不要依仗有圣旨而不怕官吏，作出越轨的事情。这圣旨，牛儿年夏末月写于上都。牛儿年约在公元127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前后。
八思巴，地位仅次于皇帝忽必烈的帝师，他亲自创造了八思巴文字，又由他亲自题书颁诏至泾州，并下令勒于碑石，要各族官员、僧俗向天起誓，严格执行。这石碑一立就是719年，一直立到今天。在这719年的261435天里，这石碑代表着那个历史时期和那时的人们一直在向天起誓。
水泉寺的泾州古城，从明代上溯到周代的国都、郡府、州治，全部灰飞烟灭了，这块碑石却搬到了泾水之阴，保留至今。它的价值，已难以计算了。
首先是从一品朝廷命官、帝师亲自用自己创造文字题书了忽必烈的圣旨，这位帝师恰巧又是在凉州促成西藏归顺中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是萨班的侄子，是忽必烈受戒的帝师，是第一任代表朝廷管理西藏行政的院使。没有他和伯父萨班的作用，美丽的西藏迟早要归于中国，但只能推迟这一历史进程，加大进程的难度，使人民受更多的难，或者又是另外一种结局。在我们与西藏藏胞携手共建一个祖国的今天，萨班、八思巴是西藏回归的第一大功臣、第一见证人的历史地位在一步一步上升。八思巴亲手题书的这通碑石，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元代文物。这碑石在泾州树立，实质是在祖国腹地树立着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铁证，是蒙、藏、汉、回及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不朽颂歌，是人类宗教信仰自由和各教并存健康发展的标志。
萨班领着两位侄子来到凉州，完成了西藏回归、统一祖国的大业，西藏从此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1251年，69岁的萨班在他完成空前绝后的历史使命的4年之后，圆寂于凉州。
凉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在他的圆寂之地修了白塔寺，寺中有一座高大的白塔，极为壮观，还有108座小白塔。同时，白塔寺附近村庄一刘姓人家决定，每一代长子所生的第3子必须出家，终生不婚，昼夜在白塔寺为萨班守墓。
今天，我们如果去甘肃武威市，在市郊一片平坦的田野上，可见清代大地震坍毁的白塔寺的废墟。废墟保存完好，周围的耕地远远避开寺院遗址，石碑还在那里镶嵌着。至1996年，正在守墓的刘姓老汉已68岁了，他是从9岁开始守墓的。他说，刘家守墓人已传了18代，从元、明、清、民国到建国之后，经过了元、明、清各代战争，经过了近代战争和文化大革命，进人改革开放时期，既无政府政令，也无国家拨款，更无组织委派，也无人监督和阻止，一日复一日，守墓到如今，任何人见了这位老人，和见了萨班、八思巴一样，都只能感动得热泪长流，泣不成声。武威是安定（泾川）人张轨与子孙建前凉国的国都，是天马的故乡，是酒乡，是银武威，文物古迹颇多，许多人还未注意到这一废墟，就是使西藏回归中国第一功臣的墓地，这刘姓守墓人的历史地位和功绩，也不亚于使西藏回归的皇帝、太子，这汉族平民是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宗教信仰自由大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活着的历史注脚。问他们刘氏家族为了什么，刘老汉说不出很多，只是说，要不是萨班，西藏就不能回归。
沿着银武威城外的丝绸古道一路东下，千余里外是甘肃东部第一县泾川。泾川城北的安定古城，明代难除大水之患，海印寺、镇海寺等以外的寺林全被岁月和洪水湮没，大量的经书、律令、金印、银器整体消失，官邸府宅夷为农田，数不清的无价的财宝下落不明，汉代至明代的泾州历史档案、历代高官显贵的遗产、朝廷的文书、皇上的圣旨、名人的墨宝著作荡然无存，惟泾川人民保存了这块八思巴文碑。文化大革命是对历代碑刻来了一次浩劫，惟著名的泾州三碑幸存，这是西藏之幸，中国之幸，历史之幸，也是人类之幸。镇海寺蒙文碑的存在，已远远超越了八思巴文字、书法的文化文物意义，超越了元代历史本身的意义，而是位及从一品、不离皇上左右的八思巴用亲自所创文字、亲自所书的忽必烈的圣旨，是西藏回归中国见证人所留的遗物，它是中国统一的历史宣言的组成部分，是民族团结促进人类团结，宗教进步促进文明进步，团结、文明的历史推动世界和平进程的载体之一。
甘肃比起沿海地区，经济还不发达，近些年也没有开放地区的热闹，但武威依然保护着萨班墓，泾川依然保护着萨班之侄手书的八思巴文碑。憨厚老成的甘肃人民，不怕寂寞，知天缘，谙世道，真正体现了人民不负历史，历史无法回避的说法。
我们每读一次八思巴文碑，如有幸目睹一次他和他的伯父萨班的尊容。这通高1．85米的石碑，正逐年脱落着碑上的文字，如岁月正一粒一粒地剥蚀着八思巴的卓越天才和杰出贡献，但他比石碑还高大的形象，在人类心目中正一日一日增高。八思巴在伯父圆寂凉州两年后，18岁便被忽必烈召置左右，在北京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进步而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卓有成效地创造业绩达27年，他的历史地位，是从一品官秩、被封为“帝师”、“大宝法王”的称号不能言尽的，他45岁时圆寂。
泾川这通八思巴文碑，和坍毁的武威白塔寺，都和西藏这神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上的泾川人民为中国的一代民族英雄、一代文化巨人树的丰碑。今天，这石碑面对的是全中国人民和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面对的是向世界和平终极目的迈进的全人类。历史，不正如这石碑，文字以粉状的形式一粒一粒退尽，剩下的是回归的石头原型。人类的脚印也如这石碑，一旦存在过，就不能再改，再悔，再变化。八思巴文碑背面的汉字已脱落殆尽，正面的八思巴文的一半也已即将消失，即使它脱落得不剩一字，只剩一块石头，它也以石头的品格，坚硬不屈，不改本色，不改初衷。它继续在未来的不止719年里，代表历史向天起誓：宗教信仰自由，教徒和睦相处。军与民、官与民、官兵与各族人民与各教教徒，永远是和谐共存的关系。
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与泾川
